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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维度和时间尺度的韧性规划和建设是社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与其他风险最强有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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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维度和时间尺度的韧性规划和建设是社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与其他风险最强有力的措施。本章探讨社区韧性建设的六大基础——无论在何地、如何开展韧性建设工作,或无论当地最关注的挑战是什么,这些基础都至关重要,分别是(1)居民,(2)系统思维,(3)适应性,(4)变革性,(5)可持续性和(6)勇气。韧性社区的建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化的目标。“每个人都需要勇气说出自己的观点和需求,允许自己脆弱;社区也需要勇气,为艰难的对话创造空间,进行影响深远的投资和政策改革”。

  当你看到社区韧性时,你如何知道它?我认为你要寻找的是人们不必经历极端情况的能力......有知识,有能力做一些事情,改变你的环境。

  建设社区韧性的努力往往侧重于增强从破坏中“恢复”的能力,比如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但气候变化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危机,为灾害做好准备也不是建设韧性的唯一途径。强健的社区韧性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它应该让所有社区成员参与进来并从中受益,它应该考虑到社区面临的所有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从海平面上升到缺乏维持基本生活的工作。此外,它应该建立在韧性科学的基础上,它告诉我们复杂的系统——如人类社区——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适应并存续的。

  几乎每一个社区都是相互联系、高度复杂、涵盖近200个国家、数万个城市和70多亿人的全球文明的组成部分。我们在杂货店和加油站支付的价格,企业进行的投资,政府制定的法规,甚至我们每天经历的天气都可能受到世界各地无数事件和决策的潜在影响,所有这些在半个世纪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社区所面临的挑战持续存在,但这种全球各地相互联系是现代世界的主导因素,无法忽视它给我们带来的回报和风险(两者并非平均分配)。如果社区韧性的目标至少是在面对21世纪的许多复杂挑战时保障人们的健康和福祉,那么这些挑战就需要在全球背景下加以理解。

  我们将这些挑战梳理为四种截然不同但相互交织的危机,称为“E4”(ecological, energy, economic, and equity)危机。它们相互影响并成倍增长,从最局部的到全球的尺度,以无数种方式表现出来。它们之所以被描述为危机,是因为它们将我们推向决定性的变化——我们可以选择对抗、忽视或利用的临界点。E4危机并不包括当今人类面临的所有挑战,但它们框定并凸显了那些最直接威胁现代文明的挑战。

  1. 生态危机。我们生存所需的一切——生命、社会、经济——最终都依赖于自然界,但是每个生态系统都面临两个重要的限制因素:其补给速度和其处理废物和压力的能力。过去200年的指数级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使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接近或超过了这些极限,引发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淡水枯竭、生物多样性降低以及气候变化。人类的“生态足迹”现在已经超过了地球的可持续承受能力,我们正在跨越关键的边界,超过这个边界,人类文明可能无法继续下去。

  2. 能源危机。简单的化石燃料时代已经结束,这导致能源行业采取极端措施,如焦油砂开采、山顶移除煤矿开采、页岩气和致密油的水力压裂和深海钻井。然而,这些做法伴随着巨大的成本和风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提供的清洁能源远远少于20世纪的传统石油、煤和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是一种真实存在但并不完美的替代能源,因为它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数万亿美元的资金来扩大在所有经济部门的应用,并相应地改造交通和工业基础设施。21世纪,社会可负担的能源数量下降可能会对环境、经济和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3. 经济危机。目前,地方、国家和全球经济的结构要求经济持续增长智慧能源专业排名,但随着2008年大衰退的爆发,我们达到了众所周知的经济增长的终点,尽管中央银行和政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干预,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复苏并没有使大多数公民受益。廉价易得能源时代的终结,不管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巨额的私人和公共债务,以及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滚雪球般扩大的经济成本,都在迫使我们进入一种不确定的后增长经济体系。

  4. 公平危机。在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中,不平等一直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美国,尽管它公开宣称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尽管内战以来的社会进步在理论上为几乎所有人带来了权利和法律保护,但在实践中,未能充分扩大经济机会和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以及未能充分解决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偏见,导致了经济、社会和权力的持续不平等。生态、能源和经济危机共同加剧了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财富迅速向超级富豪集中,以及针对有色人种日益增多的暴力中日益明显。

  构建社区韧性是为了防止社区因这些危机而不可逆转地变得更糟,并希望使社区变得更好。我们如何着手做这件事,对我们的努力能否成功和持久至关重要。为了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仔细研究韧性这个概念。

  韧性通常被认为是经历考验或从灾难中“反弹”的能力。例如,当一个被龙卷风摧毁的城镇中人民和基础设施能够迅速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时,我们就称之为有韧性的城镇。

  近年来,致力于社区可持续性问题的人们对韧性形成了一种更加微妙的看法。一种常用的方法——也就是本章所使用的方法——来自生态学领域。在生态学中,韧性被理解为一种吸收干扰并仍然保持基本功能和结构或“特性”的能力。换句话说,一个有韧性的系统能够适应变化而不失去定义自身是什么和能做什么的基本性质。例如,枫树-山毛榉森林生态系统可能经历野火、干旱或虫害。然而,如果它有足够的韧性,它就会从个别事件和适应长期变化中恢复,同时保持本质上相同的物种、模式和其他特征,定义其“枫树-山毛榉林生态系统”的身份。

  在韧性科学中,社区和它所利用的生态系统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系统的适应性是一种通用特性的功能,如多样性、创新和反馈,以及它应对特定于其情况的弱点的能力,并在需要时进行更深层次的转变。重要的是,该系统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它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地适应变化,而变化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关于韧性科学的更深入的讨论,见第九章)。

  当我们以建立系统韧性为目的时,我们是有意地引导适应过程,试图保留一些特质,允许其他特质消失,同时保留系统的基本性质或“特性”。因此,韧性建设必须从决定我们重视什么开始。可以认为,一个社区的 价值 是可以解释的,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样做可能反映出无知和偏见;例如,今天很少有人会认同上世纪50年代在许多美国社区占据主导地位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价值观。我们稍后将看到,这些公平和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使得以人为本的方法对社区韧性尤为重要。

  韧性科学主要集中在乡村社区和其所依赖的自然资源,但更多的探索在于如何将它应用于非乡村地区,以及它们不仅与生态系统,而且与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关系。例如,我们可能会问,一个城市如何应对复杂的挑战,如经济全球化、极端天气更加频繁、医疗成本不断上升,以及未来能源组合的不确定性。

  将韧性思维应用于现代城市与应用于小型农村社区并无本质区别:考虑在社区的能力范围内更广泛的系统边界。一个美国中型城市有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支出要处理,更不用说数十万能够通过经济、公民和社会活动实现各种目标的人员。(在较大社区的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促进决策的挑战要比在较小社区中复杂得多。)

  当应用到社区时,韧性有时被称为面向下一代的可持续性;事实上,Post Carbon Institute对社区韧性的定义(见下文)有意将可持续性的环境、社会和经济三要素结合起来。但这两个概念——韧性和可持续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实现同一目标的不同框架:组织我们与周围世界和彼此之间的互动方式,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可持续发展思想对我们如何评估和管理社区所依赖的资源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这样的想法已被证明很难大规模付诸实践。韧性思维是对可持续性思维的补充,它明确关注人类与生态系统共存的挑战;毕竟,它是为了在混乱、不可预测的现实世界中实际使用而开发的。正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Charless Redman所言,“可持续性优先考虑结果;韧性优先考虑过程。”

  对于社区来说,韧性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但当E4危机最终波及到全国和全球时,为什么还要在社区层面费心建立韧性呢?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原因。

  当人们谈到社区时,他们指的远不止人类居住区的物理基础设施。社区也是居住在一个特定地方的人,由他们的人际关系、文化模式、经济和治理结构以及共同的记忆和愿望来定义。

  我们对“社区”一词的定义比较宽松,将其设想为一个以地方为基础的群体,在特定的社会和背景下智慧能源专业排名,这些人具有某种有意义的能力来影响他们的基本共同需求。在城市区域,它可能是一个几百万人的城市,有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也可能是一个只有几千人的紧密社区。在农村地区,它可能是一个几百人的村庄,也可能是一个5000平方英里、由分散的城镇组成的县城。社区韧性建设可以在任何合适的规模和人群开始,但通过讨论需求、愿景和能力(注意本章提出的六个基础),应该很快就能看出规模是应该扩大还是缩小。

  建立社区韧性——特别是在社区层面开展工作——的理由有两个。首先,在美国,由于体系的结构,社区层面的韧性建设具有实际意义。从设计上讲,在联邦层面,新想法通常会缓慢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宪法设定的角色和限制,以及美国国会的程序障碍。相比之下,地方和州政府在组织公共决策方面通常有很大的灵活性,在最影响日常生活的问题上也有很大的监管和投资权力:医疗保健和等社会服务、公用事业等公品、学校和法院等公民机构、土地使用和交通规划等等。

  事实上,城市和州在传统上是国家进行社会和经济创新的实验室。一个社区的实验可以启发成千上万的其他实验,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和最佳实践,最终推动更大规模的变革。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当国家和国际气候努力陷入停滞时,美国的许多城市追随旧金山和西雅图等早期领导者,开始了自己的气候行动。使用韧性科学的术语,人们可以说,城市和州是更高层次的国家系统韧性的多样性、开放性和模块化的提供者。

  这种本地创新模式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是在社区层面,我们(作为个人新能源工程师证书、企业、组织)与组成社会的人和机构最直接的互动。这是我们最受社会决策影响的领域:我们可以获得什么工作,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基础设施,以及存在什么政策限制或赋予我们力量。关键是,这是大多数没有掌握重大或经济权力的人能够直接影响社会的地方:选民、邻居、企业家、消费者、活动人士和当选官员。

  由此可见,在社区层面建立韧性的论点的第二部分是:社区成员处于社区韧性建设工作的核心既是伦理的,也是现实的。(这个原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其实并非如此,想象一下,一个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统一的指标、外部管理人员和集中资源,远程指导数千个社区的韧性建设工作。)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社区中的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方,而这些利益相关方不仅需要有途径参与到韧性建设中来,还需要为此承担一部分责任。

  几十年的研究强调,对地方利益相关者来说,在影响他们的决策中拥有实权是多么重要。韧性科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告诉我们为什么特别适用于城市社区。例如,身份(如前所述)是一种制度的试金石,在社会中,一个社区的成员有固有的自决权利;因此,社区的身份产生于它的成员。社会资本——即人们的关系——是在人类系统中完成事情的要素,在地方层面最为丰富。当地的联系和存在也为系统反馈创造了更多更紧密的机会,这对适应和创新至关重要。

  对于作为社会动物的我们来说,身份认同是与社区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与其他人和一个地方的关系;我们对共同经历、历史和文化的感觉;以及我们与“家”相关的气味、声音、甚至土壤。如果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更大的以地方为基础的整体的一部分,社区成员还怎么能认识到自己是利益相关者?

  将当地利益攸关方置于韧性建设工作核心位置的能力,加上美国社区一级政府的实际优势,使得社区韧性建设成为应对E4危机的有效途径。然而,地方决策并不总是带来公平的结果;事实上,权力下放的一个弱点就是狭隘,如果不加以控制,地方的偏见就会泛滥。这就提出了建立社区韧性的两个要求:

  这些要求彼此之间存在动态的张力,因为它们共同要求社区成员采取超越自身利益的行动。这些要求是建立社区韧性的六个基础的起点,本章其余部分将对此进行描述。

  虽然现在有许多构建社区韧性的框架和工具,但没有一种方法可能适用于所有社区及其不同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因此,我们确定了六个基础,在我们看来,无论在哪里、如何开展韧性建设工作,或无论当地最关注的挑战是什么,这些基础都是必不可少的:(1)居民,(2)系统思维,(3)适应性,(4)变革性,(5)可持续性,(6)勇气。为了强调韧性建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基金会支持建设社区韧性,而不是将实现韧性作为一个固定的目标。

  我们可以试着把我们的问题交给新一代的绿色工程师、设计师和建筑师,然而,只有居住在这些社区的人们创造对未来的愿景并领导变革进程时,才能实现持久的变革。

  社区是人际关系的产物,现在的社区和未来的社区都是由人们互动、协商和共同工作所做出的决定所塑造的。信任和深厚的关系能够将社区团结在一起,并使韧性更为持久,但建立这些关系(特别是在多样化的社区中)可能具有挑战性。

  韧性建设不能忽视决定做什么、如何做、由谁决定和谁受益的和经济进程。所有人必须能够参与并受益于韧性建设;事实上,如果社区要建立真正的韧性,就必须接纳异议和多样性。

  社区韧性建设工作的目标最好由组成社区的人们来确定,并以他们的需求为重点,而不仅仅是参与或权力最大的个人、企业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社区成员也必须集体拥有权力和责任,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来发展社区韧性,而不是只由当地政府或企业掌握权力和责任。

  在一个社会中,我们可以说,一个社区的认同来自于其成员,代表着对该社区的共同认识。因为我们人类有抱负和自由意志,我们也可以说,身份包括对社区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共同愿景。我们可以试着通过问人们一些具体的问题来描述一个社区的身份:这个社区的价值是什么?是什么定义了这个社区,为什么?我们不想失去什么?我们需要改变什么?这类问题实际上只能由社区成员回答。

  身份是一个社区韧性的试金石,但是,作为一种价值观的表达,它也塑造了人们对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做的看法。所以,对于韧性建设的工作来说,身份的特征是非常重要的考虑以下几点:

  系统由更大的环境定义,人类社区存在于更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中。外部利益相关者和专家的声音对于防止狭隘主义和纳入专家知识非常重要。

  系统也由其组成部分定义,人类社区是具有不同影响力和权力水平的较小社会群体的集合。倾听那些被剥夺权力或持不同意见的群体的声音,这不仅在伦理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有助于防止歧视和停滞(尽管这一责任由所有人共同承担)。

  在人类社会中,身份是动态的,它是共同生活在一个社区中的人们的一种功能,随着他们和他们周围的社会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布鲁斯•戈尔茨坦(Bruce Goldstein)指出:“身份和社区是合作的成果,而不仅仅是已经存在的实体,等待着被发现和重新发掘。那些参与韧性建设工作的人应该不断地重新审视和完善他们对社区特性的理解。”

  在实践中,设想一个共享的社区身份将是混乱的,多方面的,并不断开放的问题为了发现不平等和脆弱性,也为了发现机会和资源,开启可能具有挑战性的讨论至关重要。

  当利益攸关方参与和投资时,韧性建设最为有效。在社区中,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是居住在那里的人。他们是社会资本(本质上,使事情发生的地方关系)的关键资源,他们往往最了解社区的机会和挑战,并最适合通过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采取行动。

  当社区成员拥有韧性建设的所有权和责任时,就会产生一种对工作的代理和支持意识,以及公正和协作的意识。(事实上,这就是韧性建设不能仅仅是政府项目的部分原因。)韧性建设的社区自主权有助于更长期、更广泛地凝聚社会,形成纽带,使我们愿意并能够合作、协作和互相照顾。社会凝聚力对于帮助我们度过严重危机至关重要,滋养并丰富了社区。

  社会资本随着时间的积累和演变,使社区能够不断积累其知识、技能和基于地方的智慧,这些是许多社区已经失去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一种可再生资源:我们使用得越多,它就增长得越多,而它增长得越多,对社区韧性的贡献就越大。

  系统思考对于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危机以及它们对我们同样复杂的社区意味着什么,至关重要。

  我多次看到,对问题的理解过于狭隘——仅从有限的有利角度或仅在一个部门内,导致干预措施的框架不完善。系统思考超越了任何一个部分或部门,并推动团体包括那些 不可能的伙伴,他们可以帮助找到变革的撬动点。

  我们的社区是全球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它们与外部因素相联系或受其影响,如区域供水、国家能源政策和全球气候变化。我们的社区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有无数的组成部分不断变化,并与彼此、更大的整体和外部系统相互作用。当地经济活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和当地文化模式都从内而外影响着社区新能源工程师证书。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复杂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线性问题来处理。系统思维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E4危机,以及我们复杂的社会和社区是如何运作的。它也是韧性科学的基础。(有关系统读写能力的入门知识,请参见第七章。)

  系统思维——同时看到部分、整体和系统内的关系——帮助我们理解复杂性。复杂不同于复杂。韧性思想家Brian Walker和David Salt(第九章的作者)是这样描述的:

  驱动旧式时钟的机械装置是一组微小而复杂的齿轮和弹簧,通常由许多部件组成。这是一台复杂的机器。然而,这些独立的部分并不是彼此独立的;相反,一个运动以不变的方式依赖于另一个运动。相比之下,尽管农场可能只生产一种产品(如小麦)新能源工程师证书,但农场远不是简单的。农民、耕作方式、作物新能源工程师证书、种植的土壤和市场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互作用和变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

  工程学帮助我们理解时钟,但它只能让我们了解农场。天气、市场价格、土壤营养、政府政策和无数其他因素都在不断变化,往往是不可预测的。系统思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概念,帮助我们对存在的动态和关系进行建模。我们可以从“库存”(仓库中的小麦和土壤中的养分等资源)、“流量”(小麦的销售,土壤养分的消耗)、“反馈循环”(对粮食的更高需求促使农民种植更多的小麦,更多的耕种意味着农民需要补充更多流失的土壤养分)等方面来考虑农场。

  系统思维的一个基本部分是设定一个界限:决定我们将考虑的细节的界限。通过设定边界,我们并不是假装边界之外的一切都不存在;相反,我们是从许多可能的角度中选择一个,并接受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可能想知道的一切。事实上,认识到看待事物有不止一种方式是系统思维的核心。当谈论人类社区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那里很少缺少不同的观点和利益。

  如果我们永远不会有完整的信息,那么必然会有盲点。在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将这一问题描述为“已知的未知”和“未知的未知”的问题。对一个问题采取一种开放式的、适应性强的反应可能比静态的解决办法更可取。我们会在下一小节中看到,适应性、韧性科学给了我们预测和处理不确定性的工具。

  现代工业社会在全球范围内运作,每个社区都深深地依赖于远远超出其所在区域的资源和过程。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之间创造了异常复杂的相互联系。构建社区在面对E4危机时的韧性意味着我们需要考虑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面临的无数挑战(其中只有一些是可预测的)。

  例如,想想美国社区与化石燃料和气候变化的复杂关系。社区目前依赖化石燃料提供基本能源服务,如车辆燃料、农业投入、建筑和工业过程的热能以及通信用电。然而,我们的社区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是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既直接(燃烧化石燃料用于交通、电力和热能),也间接(消费用化石燃料制造和运输的食品和商品)。反过来,气候变化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社区。直接影响是明显的:破坏建筑和基础设施的风暴潮,减少当地供水的干旱,危及弱势群体的极端高温和寒冷,等等。间接的影响就不那么明显了:例如,世界上某个地区(甚至是这个国家的某个地区)的干旱可能会损害农业生产,导致其他地方的食品价格上涨,而一个石油生产国的气候驱动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可能会影响出口,影响汽油的价格或供应。

  理解E4危机有助于指导社区层面的行动。例如,如果我们假设只要有需求,市场就会自动提供负担得起的能源,那么就没有必要担心生产成本低廉的石油资源正在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当我们了解了能源危机的基本机制——即我们的经济和基础设施仍然极度依赖石油,而替代能源的能力都很有限——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未来会发生什么,以及它对我们的社会可能意味着什么。

  系统思维使E4危机在另一个方面与社区相关:它帮助我们看到,即使是相对较小的社区层面的行动,也在国家和全球层面发挥作用。它们都是同一个系统的一部分。建设社区韧性有助于增强全球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

  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只有学习者才能继承未来。学习者通常会发现他们已经准备好生活在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世界里。

  当复杂系统在面对中断时具有韧性时,这是因为它们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这得益于系统的特性,如多样性、模块化和开放性。在人类系统中,建立韧性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旨在培养这些特性,但如果这些努力本身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它们可能会在无意中培养出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的韧性。(贫穷、干旱和政府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恢复活力。)

  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来思考如何建立韧性和如何支持适应性。布赖恩·沃克和大卫·索特在他们颇具影响力的《韧性实践》一书中列出了诸如多样性、模块化、开放性和保留性等“属性”。斯德哥尔摩韧性研究所确定了管理连接和扩大参与等“原则”。洛克菲勒基金会列出了健壮、冗余、灵活和包容等“品质”。虽然其中一些术语和方法有所不同,但它们本质上指向相同的思想。对社区来说,重要的是,韧性被理解为一种通过采取正确的模式来不断培养的品质,而不是通过列举一系列特征来实现的目标。安德鲁·佐利(《韧性:为什么事情会反弹》的作者)用他的“韧性动词”唤起了这种方法——在一个韧性很强的社区中,有四件事一直在发生:

  各种倡议、活动人士和家不停变更,但如果韧性建设在社区文化中根深蒂固,它可以随着社区的发展而发展。

  适应性既包括对变化的反应(包括外部和内部的变化),也包括从经验中学习。学习是通过反馈循环进行的。在模型系统中,反馈环将信息从系统的一个部分发送到另一个部分,以便系统能够自我调节;韧性是通过紧密的反馈循环建立起来的。一个缺乏韧性的社区很可能遭受着糟糕或不完整的反馈循环:可能是社区成员不知道企业和政府在做什么,或者可能是某些群体在社区中没有发言权。有效的韧性建设旨在确定哪些类型的反馈(以及从哪里、到哪里)是重要的,包括那些被忽略或忽视的反馈。

  系统的适应性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通常不是以明显的方式。例如,系统中过于复杂可能是低韧性的症状:它会降低灵活性并对变化产生阻力。在2003年的美国东北地区大停电中,俄亥俄州的一些小问题突然超过了配电系统的应对范围,导致大规模停电,影响了5500万人。物理系统不再能够适应,因为它有太多的复杂性。

  降低过度复杂性的一个潜在方法是提高效率,但这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二战后推动贫困家庭入住超大的、匿名的公共住房项目,被认为是提供廉价住房的有效方法。然而,它切断了人们在老社区里丰富的社会联系和情感根源,使犯罪活动更加猖獗,并摧毁了本可以用来解决社区挑战的社会资本。这些“有计划的”社会系统不太容易适应,因为它们的复杂性太少了。

  社区、它们的子系统和它们所组成的系统都在不断地变化,通常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变化。一个不能应对变化的系统最终将不复存在。苏联的解体可能是人们记忆中最具戏剧性的一个例子,人类制度未能适应外部和内部的变化被证明是致命的。

  相比之下,一些和经济体系一直相当有韧性,这主要是因为建立韧性的制度特征,比如多样性(鼓励竞争)、创新(为盈利的想法提供金融和社会激励)和储备(当市场失灵时,政府会出手纾困)。然而,当培养韧性的决策本身无法适应时,韧性就会成为一个问题。2008年严重的市场失灵基本上是由美国体系对债务和廉价石油的过度依赖造成的(这是公共部门政策和部门投资的复杂作用)。经济崩溃得以避免,但代价是采取的行动最终加剧了对债务和石油的依赖;也就是说,该系统实现了短期的稳定,但增加了长期的脆弱性。除非体系能够“学习”并真正适应变化的现实(即,停滞的实体经济增长和廉价而容易使用的化石燃料的终结),否则,如果没有深刻的、也许不受欢迎的转型,它可能无法度过下一场危机。

  社区通常会随着周围世界的变化而适应智慧能源专业排名。然而,如果适应太慢或受到限制,挑战可能超过应对能力,并最终威胁到整体的韧性。例如,当汽车制造业开始迁出中西部时,许多社区非常依赖汽车制造行业,仅仅适应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希望保持规划未来的能力,就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他们的经济基础(以及根本性变革的社会和治理影响)。换句话说,这些社区需要改变他们身份的一部分(同时保留他们最宝贵的品质),并转变为一种新的状态,在新的环境下能够有韧性。

  韧性建设通常试图在面临破坏时保持系统的基本功能和结构。转型的努力是有目的地破坏系统,改变它的一些功能和结构,以便它能够以更适合新现实的方式建立韧性。

  从旧的模式中很难得到新的结果。过去对已经过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会轻易放弃,根深蒂固的依赖现有的关系,坚持过时的假设和偏见,官僚机构僵化在几十年前的程序中,每个人都讨厌,但似乎没有人能够改变。

  一个系统潜在的自我改造的能力——转变的能力——是其整体韧性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其他组成部分是一般适应能力,应对特定情况的脆弱性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整个系统进行转换。20世纪90年代,奥地利社区Güssing通过彻底改造社区与能源的关系,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城镇转变为一个小型工业中心,从进口所有能源(主要是化石燃料)到成为一个纯可再生能源生产地。

  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是系统中必须进行转换,以实现更大系统韧性。想象一下,一个社区局里根深蒂固的文化,不成比例地逮捕和伤害年轻黑人男子。社区的这个重要子系统——执法职能——正在通过暴力破坏生活和家庭,导致对地方当局的不满,增加社会动荡,削弱整体的韧性。局需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内部政策,可能还需要不同的领导;它需要转变成与当前截然不同的东西。

  社区韧性建设工作可以通过解决社区中那些需要根本性变革的方面,并在未来需要变革时播下变革的种子,从而实现转型。在韧性科学中,变革性取决于三个属性:

  开始接受。变革是有意的破坏,所以它不会成功,除非涉及和受影响的人认识到它的必要性。信息、透明度、对话和包容性进程都很重要。

  创造变革的空间。处理新情况的新想法只有在有发展和测试的空间时才会出现。韧性建设的目标可能是允许和创造空间——监管、经济、社会甚至物理空间——在政府、企业和社区内部进行试验和创新,并从边缘寻求创新(这往往是转型变革的起点)。

  具备变革的能力。正如布莱恩·沃克和大卫·索特所描述的那样,“变革性的改变需要来自更高层次的支持,也依赖于高水平的所有类型资本——自然、人力、建筑、金融和社会资本。”来自“更高层次”的支持可能意味着国家政策制定者与地方民选官员有良好的关系,或者充电站区域网络来支持城市的新电动汽车计划。在所需的“高水平”资本中,社会资本的潜力尤其引人注目:例如,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成功与不可或缺的深层社会和文化关系。

  如果社区的韧性只服务于我们自己、只服务于现在,那么它是不可持续的;它需要为其他社区、子孙后代和我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服务。

  对于那些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社会、经济和理想的人来说,我们正处在文明的十字路口。我们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继续一切照旧,忽视气候变化的科学,假装我们的经济体系已不是岌岌可危的;二是沿着可持续性的路线,重塑和重新定义我们的社会。

  如前所述,可持续性和韧性是相互补充的不同概念。韧性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生态系统如何工作的具体细节,以及它们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应(或无法适应)变化。可持续性帮助我们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人类与自然世界极其复杂的关系。韧性是过程导向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价值中立的,而可持续性则迫使我们面对深刻的问题和令人不安的潜在未来。

  可持续性是韧性建设的指路明灯,在这里可能会有被无尽的系统因素和动态所淹没的危险。它的工具帮助我们理解系统思考的信息洪流,需要我们去探索。我们从系统思考中得到的观点为韧性建设的长期目标提供了参考,但我们在追求可持续性的时候也需要小心,不要把我们想要的东西误认为是真正可能的东西。

  可持续性始于一些显而易见但却常常被忽视的观察:人类的行动最终受到有限的地球生物圈承载能力的限制,而我们已经在与这一极限发生冲突。总的来说,它关注的是探索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生物圈,生物圈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以及我们的行为需要如何长期改变。社区韧性建设工作将在可持续性思维中发展的某些观察和分析工具中找到应对E4危机的有用指导:

  增长的限制。正如Post Carbon Institute的Richard Heinberg所指出的那样,“1972年,如今已成为经典的《增长的极限》一书探讨了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的指数级增长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这本书的基本前提是无可辩驳的:在某个时间点,人类不断增加的资源消耗将达到地球自然资源的真实极限。相关的生态足迹概念向我们展示了人类使用地球资源的速度如何超过再生资源的速度,并促使我们思考是否每个人都能并将公平地分享资源。”社区韧性建设工作可能会问:我们是否假设经济增长将持续下去?如果我们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变得更稀缺或更昂贵,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资本和服务。当考虑到我们从环境和人力资源中获得的服务和利益时,我们通常认为环境和人力资源是资本的形式——即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也许以森林的形式,可以提供诸如清洁空气和过滤水;而社会资本包括社区内的关系,是有组织行动的基础。可持续性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权衡这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价值——甚至是否可能(或道德地)这样做。这种方法对社区具有实际意义。例如,如果我们砍伐附近的森林,以便不断扩大的社区有更多的空间来建造住宅和提供工作,然后我们在其他地方建造公园来弥补损失,这是一个站得住脚的交易吗?如果迫使老居民搬离一个社区,但却刺激了整个社区的经济增长,这是一种合理的权衡吗?

  人类安全的运作空间。2009年,Johan Rockström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个关于9个地球边界的模型,人类必须在这9个边界内运作,以避免灾难性的环境变化。它们包括气候变化、干扰氮磷循环、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海洋酸化等。社区韧性建设工作可能会问:我们是否在为人类僭越这些界限助力?我们准备好应对灾难性的环境变化了吗?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减少我们的影响,并在当地面对不可避免的变化时做好准备呢?

  七代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愿望是人类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无限期地存续下去。这一目标为社区韧性建设工作提出了两个要求,这两个要求并不一定来自韧性思维本身:必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都受益,而且后代人必须有能力将其延续下去。

  当然,可持续性远远不只一套有用的工具和一个理论目标,我们应该为了子孙后代而追求这个目标: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容置疑的标准,我们所有的行动、目标和计划都必须以它为衡量标准。很简单,每一种选择要么是可持续的,要么是不可持续的。面对现实,我们的许多个体和社会活动——甚至我们善意的环境战略——与真正的可持续性是不相容的。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思考世界的方式,如果它不能把我们带到我们迫切需要去的地方,又有什么意义?问题不在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本身,而在于我们集体缺乏必要的诚实参与的勇气。我们经常用可持续性来批判性地思考现在,但永远乐观地看待未来。在20世纪90年代,当可持续性这个词首次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时,它勾起了人们对雨林消失和濒危北极熊的震惊画面,但不可避免地暗示着,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悲剧就可以逆转。如今,雨林仍在燃烧,北极熊仍在挨饿,很明显,我们没有及时采取一种更务实、更清醒的方法。

  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使人类社会在生物圈的限制内运行的战略,社会最终将失败。它挑战我们面对一个被破坏的未来,更重要的是,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把事情弄得更糟。务实、冷静的可持续性为社区层面的韧性建设工作带来了紧迫性和深度。的确,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而且这一份力不能小,因为风险太大了。

  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只知道现状是行不通的——他们没有勇气,他们只知道他们需要一些不同的答案。接受答案可能需要勇气,但如果他们参与创造答案的过程,就会找到自主和决心。

  社区韧性建设不是一个仅靠知识和技术就能解决的工程问题。它是一项社会事业,涉及数千甚至数百万人,关涉到每个人在乎的关系、希望和恐惧。它使我们面对E4危机中令人担忧的威胁,并迫使我们与意见相左的人接触,也许是相当强烈的分歧。

  我们需要动力和情感力量来承担这样具有个人挑战性的工作。每个人都需要勇气说出自己的观点和需求,允许自己脆弱。社区也需要勇气,为艰难的对话创造空间,进行影响深远的投资和政策改革,承担分享和经济权力的风险。

  勇气是做一些你知道困难的事情的能力,而在面对E4危机时建立社区韧性确实是困难的。建立韧性的努力需要培养个人和整个社区的勇气,以应对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并为他们的集体未来负责。

  韧性建设使我们与复杂的问题作斗争,这些问题没有简单或清楚的答案。试图理解全球的E4危机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更不用说本地的挑战了。此外,这些挑战确实击中了我们的要害。从日常不公正到气候变化的生存威胁,E4危机威胁着我们的身体、经济和情感健康,也威胁着我们最珍视的一些东西:家庭、家人和朋友。这些是严重、长期的问题,将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为应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也将受到影响。

  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很困难了;作为一个社区,聚集不同的人一起工作就更难了。例如,要就社区的“身份”达成基本一致是一项挑战。社区的目标是增长还是稳定?它是应该保留主导文化,还是应该向新人和新思想开放?在这些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甚至斗争,因为社会变革总是在谈判和竞争中进行的。

  即使是就哪些问题最紧迫达成一致,也可能引发争议。城市规划师萨哈纳兹·米尔扎扎德回忆起2015年在加州奥克兰参加的一场关于社区韧性的公开会议:“中产阶级化、气候变化和公平工资都是讨论的一部分。然而,与气候风险相比,社区代表更关心中产阶级化,因为这是迫使他们离开社区的直接威胁。”

  认真谈论社区的未来也意味着谈论社区的过去,包括它现在的轨迹是如何形成的。这种讨论可能会引发令人不适但重要的对话,涉及当前和过去的不公正,以及社区中权力是如何使用的。尽管这样的对话可能会有些尴尬,但它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人们思考如何在社区中更公平地分享权力。事实上,如果这种关于社区韧性建设努力的讨论没有挑战性,那么它们可能还不够深入。

  我们人类形成社区的部分原因是我们想要稳定和可预测性。几千年来,我们已经进化出了提供食物和水的系统,使人们能够长距离流动,并与他人互动,而不必总是担心自己的安全。这些体系——建设的基础设施、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抗拒变革是可以理解的。想象并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做事需要勇气,无论是调整当前的做法,还是从根本上改变它们。

  勇气也支持我们参与合作和公共进程:后勤问题,志愿者消失,资金耗尽,或者我们根本得不到想要的。与邻国合作需要勇气,即使是在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城市修复项目的联合创始人Charla Chamberlain讲述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个社区壁画项目的故事:

  参加聚会的邻居中有一位是艺术家,他坚持认为街道装饰应该有特定的颜色搭配。讨论变得紧张起来,直到她不得不离开时还没有解决。会议结束几天后,她的一个邻居来到她家。那位女士在她离开后胆怯地给她看了几组他们选的颜色,并说她和团队想确定艺术家对他们的决定是否满意。当这位艺术家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告诉我,在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与邻居的关系远比选择什么颜色重要得多。

  无论是街道装饰,为提高能源效率而呼吁,还是反对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融入你的社区,让自己容易受到别人想法的影响,这都需要勇气。

  勇气将我们带回第一个基础——居民。因为是社区的居民将建立韧性,他们是需要勇气来建立韧性的人:

  2011年 “占领华尔街”运动使华尔街瘫痪,一年后超级风暴 “桑迪”又使华尔街瘫痪,这表明21世纪所面临的挑战与上个世纪不同,复杂的挑战从最小的城镇一直延伸到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毫不奇怪,社区已经将建立韧性作为最佳应对措施;韧性非常适合应对这些复杂、不确定和多尺度的新挑战。

  历史上充满了持续了数千年的社区——甚至是高度复杂的社区:他们找到了在自然灾害和内部不稳定中保持韧性的方法,将他们的智慧和实践嵌入到基于地点的文化中。当然,历史上也充满了屈服于外部或内部危机的社区和文化,这些危机往往远远超出了任何可能预期智慧能源专业排名。虽然我们应该注意历史的警告,但也可以庆幸自己身处现代,对我们可能面临的危机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也可以接触到古今社会建立韧性的无数例子。这六个基础旨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是什么因素带来了成功,帮助各地现有和未来的韧性建设工作更加有效。

  本文由郝一丹、朱安淇和郑欢翻译编辑。郝一丹在读北京师范大学气候变化经济学方向研究生;朱安淇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读研;郑欢毕业于德国弗莱堡大学全球研究硕士和澳洲国立大学环境研究和社会学学士,目前从事韧性城市发展和气候适应领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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